法治周末：《乐朗乐读：探路读写困难市场》
数据显示，中国有1500万儿童存在不同程度的读写困难。但截至目前，我国内地还鲜有关于读写困难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措施。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关注到了这个被遗忘的领域，并且试图通过推动立法，逐步提高公众与政府对儿童读写困难的重视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印度宝莱坞2008年出品的影片《地球上的星星》里讲述了一个读写困难男孩伊夏的故事：生长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伊夏常常独自沉醉于鱼儿、风筝、小狗、色彩之中而忘却整个世界，由此显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最后，不堪其扰的父母把伊夏送往寄宿制学校。崇尚乐观和自由的尼克老师出现了，他发现伊夏是个读写困难(指智商正常或超常，但唯独在读写和书写能力方面，远远落后于同龄人的一种现象，是小学生常见的学习问题)的孩子。经过一系列的特殊辅导，尼克老师最终帮助伊夏重建信心，伊夏也因为自己的艺术天分而成为学校里的绘画明星。
然而，中国的很多读写困难的孩子远没有伊夏这么幸运。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读写困难识别和干预矫治研究”课题组曾对北京12所小学520名学生当中12岁以下的“学困生”进行智商测定和读写困难评估，发现80%左右的孩子存在各种读写困难和学习障碍。
北京教科院2004年的一项测试显示，中国内地儿童的读写困难发生几率为10%。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有1500万儿童有不同程度的读写困难，仅北京地区就有10多万人。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内地还鲜有关于读写困难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措施。
在这片法律空白处，一家名为乐朗乐读学习潜能开发中心(以下简称“乐朗乐读”)的社会企业(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的企业)正在全力唤起公众对读写困难人群的关注，并希望促进立法。在乐朗乐读之前，没有一家民办机构帮助孩子们矫治读写困难。
乐朗乐读的创始人兰紫告诉记者，2013年2月，乐朗乐读委托了包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在内的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两会”提交了关于加强关爱读写困难儿童的议案和提案。目前，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已经正式答复，称会在2014年将读写困难常识普及和小学生在校读写困难测试正式纳入到工作中。
有别于依靠各种公益奖金维持运营的公益机构，成立5年的乐朗乐读走了一条商业化道路：2012年，其拿到7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2013年9月推出教学平台;今年年底将上市一款读写困难训练机，北京的第4家分校已在筹划当中。
激活“读写困难”市场
创立乐朗乐读之前，兰紫是一位成功的出版人，她曾梦想用文学来改变这个世界。
2007年，还是出版人的兰紫计划推出一个叫“亲子阅读”的出版分类，在网络上搜索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亲子阅读是预防读写困难的最好方法。”
“读写困难”这个词首次进入她的视野。不明所以的兰紫按图索骥，找到了香港启迪儿童协会，于是打了个电话过去询问。这是一个关注学习障碍的非营利慈善组织，该协会主席黄先生接了兰紫的电话。
那次通话，竟然推动了兰紫的人生转向。此后不久，黄先生来京公干时免费给兰紫带了一套矫治读写困难孩子的教材，还帮助她组建了研究读写困难儿童的课题组。从研究起步，她逐步了解了读写困难，并在这个领域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世界卫生组织1993年颁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中，把读写困难分为获得性读写困难和发展性读写困难两类，前者指后天脑损伤或疾病引起的阅读困难，后者则指个体在一般智力、动机和生活环境及教育条件等方面与其他人没有差异，也没有明显的视力、听力、神经系统障碍，但阅读成绩明显低于同龄应有水平。
“先天造成的读写障碍我们没办法矫治，但发展性读写障碍是可以矫治的。”兰紫说。
记者了解到，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对于读写困难的研究和相关政策措施已经比较完善。比如美国和英国都实行了分离式教育，让读写困难的孩子在专门学校学习;澳大利亚实行的是融合教育，孩子平时在学校上课，放学后需要去相关机构培训。
兰紫经过调查后发现国人对于“读写困难”的认知是匮乏的，“连教育行业的人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但是读写困难儿童的数量庞大是不争的事实。
兰紫说：“我认为，在中国已经找不到像乐朗乐读这么好的商业机会了，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北京有10万读写困难儿童，那相当于北京每年有10亿元的生意，全国有1500万读写困难儿童，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吗?中国的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付出是难以想象的多。这么大的市场，还没有人做，意味着你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一个家长，他的孩子有读写困难，而你能帮助他，他卖房子都要过来上你的课的。”
经过两年的实验教学和市场摸底，在出版业干得风生水起的兰紫彻底关了自己的出版公司，正式建立了乐朗乐读。兰紫告诉记者，自此乐朗乐读走上了一条“用商业的形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创新之路，也获得诸多社会创新奖项。
商业与公益的结合
基于国内的现实考虑，兰紫采用了融合教育的方式，从香港引进了读写困难教材。“前两年，我用我全部的精力，致力于研究如何在中国应用克服读写困难的方式。”兰紫说。
不过由于公众对读写困难的认知不够，乐朗乐读的招生并不乐观。在最初的两三年内，兰紫主要依靠做出版的积蓄以及各种公益奖项的奖金来维持运营，有时候甚至交不上房租、发不出工资。
更为关键的是，兰紫觉得乐朗乐读远没有单纯做企业那么痛快。一个课时50元的价格，远远低于同行业收费水准，而乐朗乐读还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去办讲座，培养大学生志愿者。
幸运的是，事情慢慢出现了转机。有一天，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给兰紫发了一封邮件，邀请其参加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一张报名表，改变了她的“商业观”。
在最初课程上，老师让他们假设自己是投资人，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样是解决一次性饭盒的问题，公益的做法是购买环保饭盒发放给人们，感召人们重视这个问题。而社会企业的做法是找到一个用树皮生产饭盒的农民企业家，他有人力、土地、市场，但生产成本高于市场价格。你帮他买一个机器，降低生产成本。这时候，你会投公益还是社会企业?
兰紫恍然大悟。社会企业是指那些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的企业。不同于普通企业的纯商业性，社会企业强调它的社会性;但也不同于慈善机构的非营利性，社会企业更讲究利润。“社会企业和公益相比更可持续，有持续的收入就能持续解决社会问题。”兰紫说，她感觉到世界一下子正过来了。
乐朗乐读坚持不断地向公众普及读写困难的知识，诸多媒体关注到了这一群体，并持续报道。媒体的宣传直接导致了兰紫的学生数量的增长，在2011年和2012年，乐朗乐读更是被列入了朝阳区政府采购名单内，为朝阳区的小学提供读写困难的教育服务。2011年，乐朗乐读实现了收支平衡。
兰紫把2012年称为乐朗乐读的突破年，这一年香港社会效应投资公司爱维稳特为乐朗乐读投资了70万美元。
除了投资，爱维稳特还和兰紫进行业务发展、商业组织方面的互动，并和兰紫一起撰写商业计划书。此外，前者还为兰紫介绍了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社工委系统等，帮助乐朗乐读开拓新的资源和关系。
像大多数教育行业的企业一样，乐朗乐读目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学员的学费。兰紫告诉记者，乐朗乐读正在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让自己更符合企业运作模式。
“随着乐朗乐读在线教学支持平台的完善，乐朗乐读将超越基本的B2C模式，拓展B2B模式，向教育机构输出读写困难培训技术。这使得过去需要3个月的教师培训，现在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完成。同时乐朗乐读在线教育平台，还为一线老师开放了新课上传平台，一线老师可以在平台上传新课程，并随时查看课程的实时下载量和分成金额。未来3年，乐朗乐读将在全国设立多家分店，推广技术加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读写困难培训商和内容提供商。”兰紫说。
推动立法的使命
在乐朗乐读的自我介绍里，关于企业的使命是这样定义的：我们的使命是动员中国重视儿童读写困难问题，逐步提高公众与政府对儿童读写困难的重视，促进国家立法，改善其处境，实现教育公平。
兰紫说，现在国内在解决读写困难方面处于初级阶段。而初级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是普及，到目前为止，我国内地都还没有关于读写困难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措施。
在乐朗乐读发展初期，兰紫去学校和社区讲课，让教师和家长了解读写困难。但一位香港的同行告诉她，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样不叫公众普及，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才能形成对这个群体的关怀、关注和理解，就像不要只给艾滋病患者的家人讲防治一样。
“公众普及需要国家来做，所以我们尽量倡导政府来做这件事。同时，我们要促进这方面的立法。”兰紫说。
“我们希望坚持5到10年，引起中国政府注意，希望政府采购能关注到读写困难的孩子。”兰紫表示。
让兰紫高兴的是，2011年起朝阳区社会组织办公室购买了乐朗乐读的社会服务，在朝阳区普及读写困难常识。
“虽然钱很少，只有16万元，但中国政府终于开始行动了。从开始行动到解决问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政府采购我们项目，表明政府试图解决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提供的服务一定是标准的、优质的、口碑很好的。”兰紫说。
将自己定义为社会企业的乐朗乐读在法律的空白处耕耘。作为一家教育机构，乐朗乐读进行的是工商注册。由于在社会企业方面中国的政策法规还是空白，因此，虽然它是一家社会企业，也不能减免税收，更没有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兰紫说：“像别人给我的项目款，虽然是很大一笔收入，但交的税也多。”她表示，希望能像英国、美国一样，中国也出台关于社会企业相关的法律政策。
而就在今年3月，王名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鼓励发展社会企业，推动公益创新的建议案》的提案，提出采取3项措施促进社会各界对社会企业的认同和支持。
来源：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