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和“聪明的笨小孩”一起长大

　　近年来，兰紫正以“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为支点，撬动政府和社会对“读写困难”儿童的关注。

　　“我今年7岁了，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就是买个原子弹把学校给轰了……凑合着过吧，不喜欢上课，写作业写到可晚可晚了……别人不会知道我的感受，我就是写不好，全班我是写得最慢的……”一个即将升入小学二年级的小男孩洋洋这样诉说着自己的痛苦。

　　从表面上，你难以看出任何问题。在不面对学习压力的时候，洋洋和其他孩子一样活泼可爱，能流利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同时不得不面对“读写困难”的困扰。

　　尽管已见过数以百计面临同样问题的儿童，但每次看到洋洋挣扎无奈的样子，兰紫女士还是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了解到“读写困难”及深受其影响的庞大群体，并发现了解决这一问题背后公益和商业的双重价值。近年来，兰紫正以“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为支点，撬动政府和社会对“读写困难”儿童的关注。同时，她本人及其致力于解决“读写困难”问题的教育机构，也在随着这些“聪明的笨小孩”一起成长。

　　读写困难：巧遇与误解

　　“乐朗乐读”教育机构负责人兰紫曾经是一个出版人，她笑称自己还曾是个文艺青年，有点理想主义。

　　2007年，她琢磨着推出一系列“亲子阅读”的图书。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这样一句话引起了她的兴趣：“亲子阅读是预防读写困难的最好方法。”

　　“读写困难”是什么?好奇心让她想一探究竟。她查询到香港启迪儿童协会是一个关注读写困难的非营利组织，于是拨电话过去，接电话的刚好是该协会主席黄筱锦。黄筱锦和兰紫聊了很久，并鼓励她继续关注这一问题。

　　兰紫没想到，不久后黄筱锦借来北京的机会，免费赠送了她一套矫治儿童读写困难的教材，并在组建相关研究课题组等方面给了她很多专业指导和支持。

　　所谓“读写困难”，是儿童智力正常或超常，但在阅读书写能力上落后的现象。其中一些孩子在绘画、音乐等方面有着过人的表现，但读写困难却让他们成了大人眼中“聪明的笨小孩”。

　　2004年，北京社科院对北京约1万名小学生进行评估后发现，有10%的小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读写困难现象。据《文汇报》2013年的报道，香港大学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谭力海表示，中国的学龄儿童中，有10%至15%患有阅读障碍或表达性障碍，全国共有2000万这类的学童。

　　此外，相关研究还发现，读写困难儿童普遍存在厌学、自卑、人际交往能力差等问题，不仅犯罪率高，有的甚至有自杀倾向。

　　通过深入了解，兰紫发现老师和家长对读写困难问题普遍不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将读写困难归罪于孩子的智力与态度问题，孩子们得到的，往往是责备甚至粗暴的惩罚。

　　寻找公益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丘吉尔、达芬奇、汤姆·克鲁斯等不少杰出人士都是读写困难的受害者。7岁时，克鲁斯就被医生诊断为患有“阅读困难症”，“我无法在阅读中集中精神，看完一页书时，我完全记不起来曾看过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这让我感到紧张、焦虑和沮丧。我甚至恨我自己，经常头痛”。

　　令兰紫感到不安的是，还有很多儿童仍在家长的误解中独自面对读写困难的痛苦。

　　经过两年的实验教学和市场摸底，兰紫于2009年成立了一家名为乐朗乐读的教育机构，专门针对读写困难问题。

　　在实验和筹备阶段，她针对读写困难矫治教学作了大量系统研究，将从香港引进的专业教材进行了“本土化”，以适应大陆儿童的需要。

　　“这其实是个惊喜的过程。”兰紫很享受研究和推广读写困难矫治的过程，她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在她看来，基于解决读写困难问题的巨大市场潜力，乐朗乐读在它的公益目的之外，也应该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然而一开始像大多数市场上的新兴事物一样，如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成了乐朗乐读必须克服的难题。

　　她不得不拿以前做出版积累的资金对乐朗乐读进行补贴，也渴望自己聘请的老师可以尽快获得体面的收入。她明白，公益必须找到“可持续性”。

　　而一次意外获得的培训机会，则极大地启发了她对“社会企业”这一运作模式的认识。

　　2009年的一天，兰紫收到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发来的一封邮件，邀请其参加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

　　在培训课上，老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解决一次性饭盒的问题，公益的做法是购买环保饭盒发放给人们，感召人们重视这个问题。而社会企业的做法是找到一个用树皮生产饭盒的农民企业家，他有人、土地、市场，但生产成本高于市场价格。你帮他买一个机器，降低生产成本。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你会投公益还是社会企业?

　　兰紫恍然大悟：“社会企业和公益相比更可持续，有持续的收入就能持续解决社会问题。公益投的钱一下子就没了，但社会企业不同，只要企业还在，它就能一直解决社会问题。”她感觉到“世界一下子正过来了”。

　　期待立法和政策跟进

　　这些年，兰紫一直坚持去学校和社区普及公众对读写困难的认识。

　　一次，她让一位读写困难儿童的父亲试着把一张纸铺在脑门上写字，然后告诉他自己的孩子写字时就是这样的感受。那位父亲在很多人面前哭了：“我打了我儿子3年，到现在才理解他的痛苦。”

　　还有一位母亲这样吐露她的无助：“我们家好几个博士，但我的孩子现在连三年级都快上不下去了。”

　　在乐朗乐读，一些孩子得到了针对性的帮助。兰紫和她的事业也随之一同进步。

　　然而，让兰紫担忧的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着相对完善的读写困难相关法律政策不同，到目前为止，我国内地在这方面还存在缺失。

　　兰紫近年来通过各种方式，联合多方面的力量，希望能够促进这方面的立法。

　　2013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全国加强关爱读写困难学生，切实落实教育公平的提案》。在提案中，他提出5点建议，如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读写困难儿童在校的融入教育;成立读写困难生救助性康复训练经费制度;建立家长求助热线，委托相关专业机构提供电话远程咨询服务;将每年的4月24日定为“读写困难日”等。

　　看到国家和社会层面对读写困难重视的加强，兰紫正着手通过开发在线教育和连锁加盟等方式，将乐朗乐读的矫治教学经验进行复制和推广。

　　她反对将“读写困难”称作“读写障碍”，认为这是对读写困难儿童的伤害。“理解每一个孩子。”每次面对他们，兰紫都在心里这样提醒自己。


中国科学报：《和“聪明的笨小孩”一起长大》 2014年2月14日  人物周刊“视界”